­　　媽 媽 老 了

­　　龍應臺

­　　二十歲的時候，我們的媽媽們五十歲。我們是怎么談她們的？

­　　我和家萱在一個浴足館按摩，并排懶坐，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進來，我們卻可以把過路的人看個清楚。

­　　這是上海，這是衡山路。每─個亞洲城市都曾經有過這么一條路──餐廳特別時髦，酒吧特別昂貴，時裝店冷氣極強、燈光特別亮，墻上的海報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寫的“米蘭”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著白晰的腿還是纖細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樣的短發配牛仔褲還是隨風飄起的長發配透明的絲巾，一顰一笑之間都輻射著美的自覺。她們在愛戀自己的青春。

­　　家萱說，我記得啊，我媽管我管得煩死了，從我上小學開始，她就怕我出門被強奸，每次晚回來她都一定要等門，然后也不開口說話，就是要讓你“良心發現、自覺慚愧”。我媽簡直就是個道德警察。

­　　我說，我也記得啊，我媽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時在美國電影上看見演“母親”的講話輕聲細氣的，渾身是優雅“教養”。我想，我媽也是杭州的綢緞莊大小姐，怎么這么“豪氣”啊？當然，逃難，還生四個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細得起來？她講話聲音大，和鄰居們講到高興時，會笑得驚天動地。她不怒則已，一怒而開罵時，正氣凜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只能抱頭逃竄。

­　　現在，我們自己五十多歲了，媽媽們成了八十多歲的“老媼”。

­　　“你媽時光會錯亂嗎？”她問。

­　　會啊，我說，譬如有一次帶她到鄉下看風景，她很興奮，一路上說個不停："這條路走下去轉個彎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說，"你看你看，那個山頭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對她說，"媽，這里你沒來過啦。"她就開罵了："亂講，我就住在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還有條河。"

­　　我才明白，這一片臺灣的美麗山林，彷佛浙江，使她忽然時光轉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發光，孩子似的指著車窗外，"佃農在我家地上種了很多楊梅、桃子，我爸爸讓我去收租，佃農給我一大堆果子帶走，我還爬很高的樹呢。"

­　　"你今年幾歲，媽？"我輕聲問她。

­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會兒，然后很小聲地說，"我……我媽呢？我要找我媽。"

­　　家萱的母親住在北京一家安養院里。"開始的時候，她老說有人打她，剃她頭發，聽得我糊涂──這個安養院很有品質，怎么會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點憂郁，“后來我才弄明白，原來她回到了文革時期。年輕的時候，她是工廠里的出納，被拖出去打，讓她洗廁所，把她剃成陰陽頭──總之，就是對人極盡的污辱。”

­　　“后來想出一個辦法。我自己寫了個證明書，就寫"某某人工作努力，態度良好。”

­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們這些五十歲的女人都在做一樣的事啊。我媽每天都在數她錢包里的鈔票，每天都邊數邊說"我沒錢，我的錢到哪里去了。"我們跟她解釋說她的錢在銀行里，她就用那種懷疑的眼光盯著你看，然后還是時時刻刻緊抓著錢包，焦慮萬分。怎么辦？

­　　我于是打了一個銀行證明："茲證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萬元"，然后下面蓋個方方正正的章，紅色的，連蓋好幾個，看起來很衙門，很威風。我交代印傭：“她一提到錢，你就把這證明拿出來讓她看。”我把好幾幅老花眼鏡也備妥，跟銀行證明一起放在她床頭抽屜。錢包，塞在她枕頭下。

­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媽媽手記”技術交換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現一個年輕的女郎，寬闊飄逸的絲綢褲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靈靈的妖嬌模樣；她的手指一直繞著自己的發絲，帶著給別人看的淺淺的笑，款款行走。

­　　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心中有一分明白，月光瀉地。

­　　（本文節選自《目送》，龍應臺著。）

­　　我的父親母親：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

­　　任正非（華為）

­　　談及華為任正非、聯想柳傳志這些科技公司的大佬，總會讓人油然而生一股尊敬感，作為國內互聯網行業的前輩和先驅，如今他們已經站在這個行業的頂端，居高臨下的地位讓很多人羨慕不已，但是不要忘了，他們在摸索前行中經歷的苦難也是常人無法想象的。下面，我們就通過華為任正非的《我的父親母親》來感受下那一代人所經歷的辛酸苦楚。文是老文，卻依舊值得細細品味。另附聯想柳傳志的讀后感，同樣值得一讀。

­　　【一】

­　　上世紀末最后一天，我總算良心發現，在公務結束之后，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去看看媽媽。

­　　買好機票后，我沒有給她打電話，我知道一打電話她一下午都會忙碌，不管多晚到達，都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直到飛機起飛，我才告訴她，讓她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車來接，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　　前幾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媽媽，但一下飛機就給辦事處接走了，說這個客戶很重要，要拜見一下，那個客戶很重要，要陪他們吃頓飯，忙來忙去，忙到上飛機時回家取行李，與父母匆匆告別。媽媽盼星星、盼月亮，盼嘮嘮家常，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　　【二】

­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么休息過。

­　　我真后悔沒有在伊朗給媽媽打一個電話。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她打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么年紀輕輕就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的心臟又不好”……

­　　我想伊朗條件這么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媽媽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　　我看了媽媽最后一眼，媽媽溘然去世。

­　　【三】

­　　1995年，我父親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　　父親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　　父親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么位卑言微。

­　　【四】

­　　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　　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還穿著厚厚的外衣，就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襯衣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

­　　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干凈，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　　我們家當時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如果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　　高三快高考時，我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父親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

­　　高考前三個月，媽媽經常在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復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就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　　“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托，我在當時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

­　　我當年穿走父親的皮鞋，沒念及父親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你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　　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

­　　（本文來源于《意林》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