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
河北不愿只做“米袋子”、“菜籃子”

　　反觀至今仍在“待產”的京津冀規劃，上述的區域范圍和地方利益之爭也同樣存在。

　　肖金成記得，京津冀規劃最初的名稱是“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當時的版本是“2+8”，“2”即北京、天津，“8”即河北南部的8個地級市(不包括邢臺、衡水、邯鄲)。

　　但2010年，長三角規劃從最初的16市，擴容到“兩省一市”后，河北提出建議，認為京津冀的規劃范圍也應該擴容，加入原來未被納入的邢臺、衡水、邯鄲三市。這一建議被采納，當時正在制定中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也因此大幅度修改。

　　次年，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未提及京津冀都市圈，但提出了“打造首都經濟圈”。肖金成說，首都經濟圈的范圍如何界定，爭議再起。

　　據媒體報道，由北京市發改委牽頭制定的“首都經濟圈”規劃初稿，提出“1+3+6”方案(“1”指北京；“3”指天津的武清、薊縣、寶坻三個區縣；“6”指河北的六個地級市，即保定、廊坊、張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島)。

　　但河北認為，秦皇島和石家莊距離北京都是約290公里，滄州距離北京比秦皇島還近，所以主張“1+3+9”，就是在原來“6”的基礎上，增加衡水、石家莊、滄州。

　　而且，“1+3+6”方案中只納入了天津的3個區縣，而沒有天津市本身，天津對此也不感興趣。

　　直到去年12月20日，在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司長范恒山對首都經濟圈該不該納入天津，明確表態，“規劃的編制出臺不僅對北京市、對京津冀兩市一省發展有重要意義”；“規劃編制在總體上要把握凸顯首都地位、體現雙城聯動”。這意味著，天津整體納入首都經濟圈。

　　而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爭議也被視為規劃遲遲不能面世的原因之一。

　　2010年，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曾報國務院審批，但一直無下文。在這份報批稿中，河北8市定位在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現代化農業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閑度假區域，也是京津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研發轉化及加工配套基地。在第一產業中著重發展農業和牧業，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籃子”。

　　《燕趙都市報》2010年8月30日發表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依然難覓河北主張》報道，披露了河北當地對如上區域定位的反映。文中稱，河北某市一位市級政府官員表示，“在這樣一個層級的區域規劃中，河北仍然還是米袋子菜籃子這一套，我們都想不通。這就好比一家老大老二讀大學，讓老三在家種地供他們讀書一樣。”

　　當地一名學者也表示，“在中央、首都和北方經濟重鎮的巨大光環之下，河北確實無法擁有更大話語權”。

　　新京報記者盤點京津冀三地的十二五規劃，產業布局也有同質競爭趨向。

　　北京和天津的重點產業，“重合項”達7個，雙方都著重發展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節能環保等產業。河北也提出，促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新一代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經濟快速增長。

　　此外，過去十年，天津以濱海新區為主體，海洋經濟已現規模。河北也在2011年年末，加入了“海洋時代”的競爭，《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也獲國務院批復。

　　京津冀規劃將如何平衡上述利益關系，也一直為外界期待。

展望
京冀表態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

　　4月9日，國家發改委通報京津冀區域規劃最新動向，規劃名稱再次改變。從十一五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十二五的“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調整為“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

　　徐逢賢和肖金成都認為，規劃名稱的變化只是表象，最新變化是觀念的轉變。

　　他們認為，習近平2月26日在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就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等七點要求后，僵局已經打破。

　　“之前，規劃之所以難產，引發了范圍之爭、區域產業定位之爭等爭議，部分原因就是習總書記所講的‘一畝三分地’思維”，徐逢賢說。

　　有媒體報道，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并不是另起爐灶，而是要與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合二為一。

　　“3月以來，中央、部委、地方頻頻調研考察，密度和廣度都超過以往”，徐逢賢說。

　　據媒體報道，3月31日到4月1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考察河北。為了解濱海國際機場能不能“承接首都機場貨運分流”，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半月內兩次實地考察。

　　上月底，涿州市領導接待了一個“北京考察團”，考察團成員既有部委官員也有企業代表。與此同時，廊坊市工商聯負責人帶隊到北京市工商聯進行對接招商。

　　進京對接招商的不止廊坊一地。據北京市一市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講，“最近來招商、表示已做好承載外遷企業準備的河北地市很多，有時都有些接待不過來”。

　　徐逢賢說，各方的行動，解決了一些積久難題。發改委的最新消息也明確了區域范圍，“規劃的范圍應該包括兩市一省，三個行政區的全部區域均納入其中”。

　　他表示，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之爭，也在松動，“新規劃北京的重點是散，散掉部分職能；河北的重點是‘承’，承接北京散掉的職能”。

　　對此，兩地領導都已做出表態。

　　3月28日，《國家財經周刊》發表了對北京市市長王安順的訪談文章。談到京津冀協同發展時，王安順說，“必須跳出北京看北京發展、看區域合作，自覺把北京工作放在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大局中去謀劃和推進，更加注重功能疏解和輻射，更加注重為兄弟省市提供服務”。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表示，“不能只想好處，不想做貢獻”。在其后的河北省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會議上，他還強調，河北的角色定位成“服務的角色”與“崛起的角色”。

　　徐逢賢預計，規劃最快今年8月就會出臺，“這距離習近平提出‘7點要求’半年左右。這次中央對京津冀一體化的推動力度很大，各部門、各地都會抓緊落實”。

　　但肖金成沒有如此樂觀，他認為，城市間的產業布局如何協調、北京保留哪些職能散出哪些職能、北京散出的職能由誰承接，都是接下來的博弈焦點，也是規劃協調的重點。

　　王衡感覺，目前的京津冀局勢，與當年的長三角有些相像，“各方制定規劃的積極性都很高，公認規劃利己利人，但各方面的利益怎樣協調，達成共識很難”。他認為打破長三角僵局的是國務院出臺的指導意見，“估計京津冀也要依靠國家層面推進”。

　　王衡強調說，早在規劃立項之初，長三角就自發形成了穩固的協調會機制，“從最初的16市，到現在的‘兩省一市’，各地都會按時參加定期舉辦的協調會”。但京津冀三地，至今沒有這樣的穩定的溝通協調機制，“事關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需要國家牽頭”。

　　徐逢賢、肖金成認為，政府推動、政府間的合作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產業布局等利益協調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還是“市場這只手”。兩人都建議，政府應該做的是制定外遷企業稅收減免政策、外遷人員就業促進政策等利于北京“疏散”的政策，同時加強對房價、生活必需品物價等資源的宏觀調控，保證居民基本生活，“不能像現在的保定，疏散、承接還沒正式開始，房價已經一日三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