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的某藝術學校，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孩群毆另一位女同學，還拿涼水澆，造成其心理出現問題。最終，學校把帶頭打人的13歲孩子開除了。

　　“她們可是學習藝術的啊！我也很揪心，這么小的孩子到社會上能干什么？”全國政協委員侯露，是安徽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此事曾讓她一度很痛心，便現場給法律專家講述了這一案例。

　　近日，在共青團中央大樓內，由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工作部牽頭的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論證會暨團中央議案建議提案辦理答復會現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和相關部門工作人員20多人圍坐在一起熱烈討論，說問題、講真話，共同為如何更好保護未成年人出謀劃策。

聲音：有人大代表呼吁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

　　侯露很較真，專門找到學校老師，了解到打人的孩子平時學習很認真，在之前沒有一點征兆，來自離異家庭。“就連她的老師也哭了兩天兩夜，要知道選拔一名學戲的人才有多難，才13歲就制造了這樣一起悲劇。”她說起這事兒時有些激動。

　　校園暴力該如何預防？侯露發現了一個悖論：公安部門推到學校，學校推給了家庭，家庭推給了老師，老師推給了學生自己。她提出：“要知道這些孩子就是不懂，他們要懂了就不會這樣做了。”

　　侯露直言：“很多父母教育不當，就會埋下隱患，孩子早晚會出事，不在學校出事也會在單位出事。”

　　她認為，比如在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時，應該把對校園暴力的預防納入教育范疇。“我們是不是對校園暴力能夠有一個專門的法？管住這個事。”她提出建議。

　　法學專家、坐在對面的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副部長姚建龍回應：“針對校園欺凌進行專項立法是很多國家的經驗和做法，不論是采用行政法規的形式還是專門法律的形式，我國確實也可以考慮。”

　　劉宏艷是全國人大代表，也是遼寧省北票市的一名高中教師：“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越來越低、越來越小，犯罪的群體和規模不斷地擴大。”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應當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劉宏艷建議把這一條修改為“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間要充分地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文化教育為主，勞動教育為輔的原則，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我國法律規定，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負刑事責任。近年來，一直有社會輿論呼吁降低這一年齡，劉宏艷也不例外。“這種標準沒法約束一些犯罪。”劉宏艷給出理由。

支持：引入“惡意補足年齡”來震懾這些孩子

　　劉宏艷的觀點，得到了坐在身邊的王家娟老師的支持。王家娟是全國人大代表，是遼寧省遼陽市的一位高中老師，已經當了26年的班主任。

　　在普法的時候，王家娟曾經問過一些學生：“你做錯了事該怎么辦？”“找我爸，找我媽擺平。”有孩子回答，這讓她有些失望。

　　從2013年開始，王家娟一直關注青少年犯罪情況。她舉例，在一個學校，有學生組織成“青龍幫”“虎頭會”的“幫派”，成員基本上是富二代。一次，“青龍幫”成員到“虎頭會”成員的寢室，把對方打得頭破血流。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學校了解情況，學校卻回答“沒事，學生就破了點皮”。學校也沒有給公安機關報案，雙方就私了了。

　　“媒體每年報道校園欺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到今天已經有26年了，為什么我們國家的青少年還屢屢受到侵害？就因為《未成年人保護法》是一個‘軟法’，只有修《刑法》才能硬起來。”帶著東北口音的王家娟說出自己的觀點。

　　“我今年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她給出的理由是：“（很多孩子認為）我是未成年人，你能把我怎么的？對他們從輕處罰甚至是免責，就等同放縱他們犯罪。”

　　《刑法》第十七條對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王家娟提出建議，對于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如果在這個年齡范圍內累犯的話，應該取消刑事豁免權，追究其刑事責任。

　　有一種觀點是“惡意補足年齡”。在一些西方國家，對于10歲和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人制定了特殊規則。這些人年齡小，被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但是，如果證明某個兒童“對危害行為有辨別能力”，即了解行為是錯誤卻還有意為之，就可反駁這一推定，屬于“惡意補足年齡”。

　　王家娟進一步建議，有一些案件性質非常輕微，出于保護未成年人可以采用不起訴的方式。未成年人保護，不應該盲目地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而是對特別惡意的犯罪采用“惡意補足年齡”，震懾住這些孩子。

反對：不降低“刑責年齡”不等于“放羊”

　　“我理解大家降低刑事犯罪年齡的心情，看到個案我們會有情緒，但是立法還是要理性。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宋英輝回應這個問題，他并不主張降低14周歲這一刑事責任年齡。

　　宋英輝直言，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多數還是由家庭和社會環境造成的。如果這些孩子換一個環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隨意降低年齡，把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讓未成年人自己承擔就有點不公平了。

　　從醫學角度，他也給出理由，有大量的醫學證明，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26歲之間，所以未成年人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樣，有時候控制不了自己。另外，他的認知能力不足，這種情況下簡單的加重刑罰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他最擔心，未成年人出現問題之后，社會對他們的干預方式是非專業的，簡單用處罰方式對待這些孩子，他們的人格形成、再融入社會和正常人際關系交往都可能會形成障礙，甚至會形成反社會的傾向。

　　“社會為此付出的后續代價會更多，所以各個國家不太強調簡單的刑罰處罰！”他說。

　　有很多人關心，不降低14周歲的刑事責任年齡，是不是意味著沒有其他辦法？

　　“恰恰我們要補足這塊兒，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給他定罪，不是不管他。”他認為，如果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教育矯正體系，民眾對降低責任年齡的呼聲也不會這么高，管束的時間可以更長，比如定罪3年，管束時間可能達到5年或者6年甚至更長時間，直到把他矯正好為止。

　　道理很簡單，少年案件與成年人案件相比，處理起來的差別太大了。作為學者，宋英輝還注意到，有的犯罪小孩兒抓了放，放了抓，一直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他強調，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機構一定要專業，比如應探討是否設立專門的少年警務機構。

　　宋英輝提出：“要知道，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中沒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少年警務，就像一個國家的醫院沒有兒科一樣。”

　　他警告稱，如果機構不專業，光靠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嚴重犯罪行為，辦案效果有時候會相反。

　　宋英輝還觀察到一個現象，北京的檢察機關做了統計，在學校，違法犯罪的孩子勸退率在60%，勸退之后的復學率是23%。勸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學，那么問題就來了，這樣下去他們的重復犯罪率就會越高。要知道，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能一味把學生勸退或者開除，實在管不了的孩子，可以進入專門學校或者其他機構，但不能輕易推到社會上，一推了之。

　　（原題為《是否降低刑責年齡 爭議在持續》）

對待“熊孩子”不怕有爭議就怕太大意

　　在現場，一位主張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專家開玩笑稱：有網友“威脅”，要給他派一位不滿14周歲的“刺客”，以此警告這位專家的“危險”觀點。與會人員聽完都笑了，原本嚴肅的會場一下子變得熱鬧。

　　要不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毫無疑問，爭論很大。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要！如今孩子越來越成熟，犯罪手段越來越惡劣。但專家的觀點普遍認為，不要！犯罪的孩子受到環境影響太大，換個環境也許就是好孩子，不能把責任推給未成年人來承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讀者自有判斷。

　　正如一句話，真理越辯越明。只聽一家之言，單一的信息源屏蔽了其他的信息，就像我們看媒體報道的時候，總能見到某某人舉出個案，說明未成年人犯罪率之高、之惡劣，就以此論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合理性。一降了之，看似很解氣，貌似也很有效，實際上很粗暴。道理很簡單，如果世界上都能以暴制暴的話，早就天下太平了。

　　有時候，專家觀點看似會不接地氣，但在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上，我們無需著急“反智”。畢竟，對待未成年人，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還有教育問題，懲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終究要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對待他們。當然，須清醒，教育好這些“熊孩子”，沒那么簡單，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他們的年齡還小。

　　值得警惕的是，在教育問題上，家長和社會總是喜歡“末端管理”，孩子出問題了，我們才考慮如何給孩子“扳過來”。法律制裁對成人都不一定有效，對于這些孩子來說更有可能是“水土不服”。

　　讓“熊孩子”改邪歸正，一方面要根治“心魔”，畢竟有的孩子成長環境不佳，甚至矯正時需要給予其心理輔導；另一方面，還要讓這些孩子有一技之長，融入社會才是矯正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家庭和學校的教育，能預防他們成為“熊孩子”才更有意義。個體“亡羊補牢”需要付出沉重的人生代價，也是一種浪費社會資源的表現。

　　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第一部刑法典，其中規定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12歲，經過百年的發展，提高到現在的14歲。這一年齡的從低到高，本身就是人權進步的表現。如果再回頭，難道不是一種倒退嗎？知史鑒今，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孩子的問題，我們還要多一點耐心，不怕有爭議，就怕太大意；不怕很細致，就怕大而化之。當然，我們無需悲觀，這樣的爭議不是壞事，說明社會參與度更高了。（作者 章正 原題為《對待“熊孩子”不怕有爭議就怕太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