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9日，是中國個稅法歷史上的大日子。

　　當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草案不僅僅提高了個稅起征點，最吸引民眾的還有綜合征稅、專項扣除，以及反避稅制度的提出，預示我國的個稅制度將迎來根本性改革。

　　起征點擬調至每月5000元，合不合適？

　　“起征點是怎么計算出來的？為什么從3500元提高到5000元，為什么不是4000元或者6000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周敏在審議草案時，建議有關方面作出說明。

　　對于個稅起征點，究竟合不合適？應不應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衡量和看法。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分組審議草案時，李曉東委員就提出“起征點還是有點偏低”。結合工資占GDP收入的比例，以及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情況等因素，他認為起征點還有提高的空間。

　　徐如俊委員列了一組數據：2007年12月個稅改革將起征點從1600元調整到2000元，增加400元；2011年6月從2000元調整到3500元，增加1500元，這次從3500元調整到5000元，增加幅度與上次一樣，都是1500元。他認為，現在的經濟總量肯定和過去不一樣，建議起征點再增加一點。

　　起征點是否要全國一刀切的問題，也引發討論。

　　鮮鐵可委員認為，在全國范圍內規定統一的免征額，難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區的居民實際消費支出情況，不利于實現稅負的公平。他舉例說，2015年各省份地區之間的人均消費支出數據最高的是上海，人均34783.6元/年，比最低的西藏人均8245.8元高幾倍。

　　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建議考慮區域間的平衡問題，可授權省級人大常委會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在法定的幅度范圍內具體確定適用標準，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從分類征稅到綜合征稅，會有多大影響？

　　現行個稅法是按照11類收入來源，采取分類征收的模式，不同收入來源之間的個稅是分割的。也就是說，兩個總收入完全相同的個人，收入來源結構的不同，其承擔的個稅負擔也不同。

　　草案擬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4項勞動性所得累進稅率，實現從分類稅制向分類稅制與綜合稅制相結合的轉變。

　　受此影響的主要是在多處取得收入的群體，合并之后的稅負會出現明顯變化。其中，爭議較大的是稿酬。

　　吉狄馬加委員說，曾經有很多作家認為稿酬所得稅不能簡單地納入綜合征稅的范圍，因為作家不同于普通勞動者，不能以年月日簡單的計算勞動周期，一些作家歷時幾年才完成作品，有的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就是一點工資，還有一些自由寫作者，根本沒有收入。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較多收入，一次性征收個稅并不合理，建議慎重考慮。

　　分類稅制與綜合稅制相結合是個稅改革方向，要實現這項改革，涉及到整個稅收系統和個人誠信系統的建立和完善。

　　李培林委員對此表示擔心，“實際上很多技術上根本不具備，全國都沒有聯網，沒有一個渠道能夠完全綜合起來，而且個人申報目前還沒有擴大到全民。”趙龍虎委員建議盡快完善信息建設，否則會產生很大的漏洞。

　　教育房貸等專項附加扣除，扣哪些？怎么扣？

　　現行個稅主要針對收入端的差異，即收入越多繳稅越多，忽視了支出端的差異。此次改革，將家庭的實際固定支出納入抵扣，向家庭征收模式邁進了一步。

　　草案擬新增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5項專項附加扣除。這幾項都是公眾最關切的問題。

　　按照現行個稅法，工薪所得能夠扣除的，主要有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專項扣除項目，缺乏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等。但是，具體怎樣扣除，草案尚未明確。

　　“不同的幼兒園有不同收費標準，該怎么扣除？”“上鋼琴班或者其他校外輔導班扣不扣呢？特別是農村和城市教育經費不完全一樣。”在分組審議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仲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震、歐陽昌瓊等都在追問，專項扣除到底該怎么扣？

　　歐陽昌瓊委員提出，專項扣除要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不公平。當前義務教育很多是免費的，在基礎教育階段中，其他的教育經費，還有大學教育的費用，扣哪些？比如，有些上的是貴族學校，屬于高收入階層，如果都可以拿出來抵扣，這就會造成新的不公平。

　　此外，朱明春、熊群力、呂薇、韓曉武等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在草案中增加贍養老人的專項扣除。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王軍則建議，把獨生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經費，納入專項附加扣除的范圍。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周建軍建議，“殘疾子女的供養也應該納入專項扣除的范圍。因為很多人子女殘疾后家庭生活非常困難。”

　　最高稅率45%，能否再降低？

　　審議時，與會人員普遍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來自勞動性收入，而是來自非勞動性收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修文說：“對非勞動性所得調節不嚴不力，是老百姓目前對個人所得稅抱怨最多的問題。建議國務院深入研究適當降低勞動性所得的最高稅率問題。”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羅艷表示，如果最高稅率45%能夠下降一些，比如下降到35%，并提高全年應納稅額，比如提高到月收入超過10萬元，年收入超過120萬元，將有利于吸引高素質人才。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光權說：“最高稅率是45%，是不是合適，還應該再研究。從世界上多數國家來看，個人所得稅最高檔達到45%的國家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議最高的那一檔還是應該適當地考慮降低一點，需要考慮一下社會承受力和人們的心理預期，考慮和國外相關稅收制度的比較。”

　　如何降低45%的稅率，周光權提供了兩個方案：一個是適當降一點，比如降到40%；如果稅率45%一定要維持，可以考慮提高應納稅額。

　　反避稅，“偷稅罪”不能丟

　　草案首次增加反避稅條款，針對個人不按獨立交易原則轉讓財產、在境外避稅地避稅、實施不合理商業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賦予稅務機關按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的權力。

　　對此，鮮鐵可委員提出，“適當降低稅率標準，同時加大對偷漏稅行為的查處和打擊力度。”他強調“1997年刑法中的偷稅罪的罪名不能丟”。

　　鮮鐵可說，偷漏稅查處和打擊的力度不夠，和我們的立法有關。“2009年修改刑法時，把偷稅罪取消，變成了逃稅罪，表面上擴大了打擊面，但問題是，按照刑法第201條第二款規定，如果逃稅以后稅務機關找你，接受行政處罰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鮮鐵可認為，“通過這些年的實踐表明，很多地方稅務部門要保護自己的稅源，不愿意用行政處罰。這種情況下，按照201條第二款就沒有刑事處罰的威懾性。”

　　鮮鐵可表示，我國1997年刑法基本上是科學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對主動的報假票，或者搞大小合同、陰陽合同的，達到標準就處罰，兩個標準，一個是數額標準，一個是比例標準。“沒有1997年的刑法，2002年、2003年打擊名人偷稅就不可能，當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非常好。”

　　謝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