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結合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1

　　2014年10月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黨在中央全會上第一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的問題，體現了對法治的高度重視，會議結束后，微博上的各種評論，滿是法治進步的渴望：“想要法治的果實，就要給它陽光雨露”，“期待法治進入與人民互動的2.0時代”，“法治不僅是宏大的，也是具體的;它關乎國家治理，更關乎百姓福祉”……

　　《韓非子》有句名言，“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尊奉法律，需要執政者，治理者發力，引導之，提倡之;遵守法律，需要全體公民給力，用法律要定紛止爭。維護之，踐行之。網絡上，已經有人以普通人“小明”為例，演繹“四中全會與你我有啥關系”，有人說，法治于人就如同空氣，你可能不會時時刻刻意識到它的存在，可一旦缺少就立刻窒息，的確，從出生到生長，從成家到立業，無不需要法治的護航，加強對財產權的保護，完善教育、醫療、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提高環境污染的違法成本……四中全會催動“法治的春天”，有著溫暖人心的春意，當越來越多的人在法治的護佑下感受著暢快的呼吸，法治才能成為內心時時恪守的律令。

　　也不用回避，中國的法治還有很多問題，從“暫行50多年”的高溫條例，到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等方面尚無完善法律，中國的法治進程需要緊跟時代的步伐，四中全會從立法、司法、執法、守法等方面開出了藥方，但最根本的是提升全社會對法治的信心與信任。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所說，法律的權威源自于人民內心的擁護和真誠信仰，這才是法治的力量所在，尊嚴所系。

　　摘編自《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4日）

　　材料2

　　法制是人類為了征服自己，由人類自己立法進行自我管理，這遠比征服自然困難得多。特別是約束公權力非有高度的覺悟、頑強的毅力和堅強的意志，難以成其事。任何國家法制的確立都不是在一盤散沙狀態下隨隨便便建立起來的，而是必須有集中統一的領導和部署。

　　迄今為止，尚未有法治成功的國家是在群龍無首、四分五裂的狀態下實現法治的。恰恰相反，就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這些國家的法治之所以能夠最終確立，都是自上而下、從官到民表現出對法治執著的追求，付出巨大的努力。在中國這樣擁有13億人口、情況極其復雜的大國建設法治，更需要有自上而下堅強統一的領導，要有統一的意志，堅決果斷一體推行。正是基于這樣的情況，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摘編自《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1）如何理解“法治關乎國家治理，更關乎百姓福祉”？（6分）

　　（2）為什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4分）

　　【答案要點】

　　（1）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觀念的重大轉變，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事關人民利益、百姓福祉。

　　（2）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的關系。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是我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和強大推動力量。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黨也要領導人民執行法律，同時黨也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只有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才能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38.結合材料回答問題：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同志與來華訪問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圍繞“50年以后中國的命運”有一段深刻的對話。

　　蒙哥馬利說：“歷史的教訓是，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就傾向于侵略”。毛澤東說，要向外侵略，就會被打回來……外國是外國人住的地方，別人不能去，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硬擠進去……如果去，就要被趕走，這是歷史教訓……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

　　“蒙哥馬利之問”折射的是一些西方人內心深處的“國強必霸”邏輯。然而，這樣的邏輯與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民族心理，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

　　600多年前，鄭和受命出使西洋，足跡遍及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明朝初期的中國，是綜合國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強國。但是，與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國家的殖民政策不同，鄭和船隊始終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宗旨，尊重當地習慣，平等開展多邊貿易，把中國在建筑、繪畫、雕刻、服飾等領域的精湛技術帶入亞非國家，促進了中外文化的雙向交流和共同進步。作為“和平使者”，鄭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永載史冊。

　　明朝洪武年間，緬甸與百夷（今緬甸北部）交戰，明太祖未發一兵，派李思聰、錢古訓二人勸和。二人先奉勸緬甸“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關市之譏。是其和也，其或紛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又告誡百夷“莫如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雙方均為道義所感悟，領會啟動戰端于人于己均不利，最終罷戰息兵。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兩則史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崇和、尚和、護和的文化理念。事實上，小到修身養性、齊家交友，大到治國理政、邦交撫遠，都離不開“和”的價值守則。對于中國人來說，以和為貴、與人為善，信守和平、和睦、和諧，是生活習慣，更是文化認同。可以說，沒有“和”的滋養，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沒有“和”的潤澤，就沒有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孫中山先生離世前曾在日本演說，“東方的文化是王道，主張仁義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近代中國遭受列強欺凌，無數仁人志士高喊“落后就要挨打”“振興中華”，但只是為了獲得免于被欺凌的自由，為了

　　拿破侖說，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今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法國巴黎向世界宣示，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讀懂了“和”文化是中國人千百年來流淌的血脈，就感受到了走向世界的中國那種無法改變的“和”的氣度與內質。

　　（摘編人民日報，2010年12月22日，2014年5月20日）

　　（1）毛澤東和蒙哥馬的“對話”反映了什么？

　　（2）如何讓理解習近平所說的“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答案要點】

　　（1）“蒙哥馬利之問”反映了西方根深蒂固的“國強必霸”的發展邏輯，他們把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規律視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演繹出一套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政治哲學，許多西方國家都走過這條老路。有了這種邏輯，一些西方人對中國這頭剛剛醒來的“獅子”高度戒備，對中國的發展備感擔憂。

　　然而，今天的中國，國家和社會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前途命運愈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這表明，中國根本沒有走西方列強侵略、擴張、稱霸的老路，而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六十五年的發展史，雄辯地證明了當年毛澤東同志對蒙哥馬利的回答的正確性。

　　（2）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立足本國國情探索出的一條新型發展道路。

　　第一，中國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傳統模式。

　　第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帶給世界的是更多機遇。中國堅持把本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第三，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將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朝著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引導國際格局演變和國際體系變革。

　　可見，中國是“一只和平的、可愛的、文明的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