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事。

　　首先，我沒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結構》(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書中所說，分析性智能——做數學題、分析書本與寫論文的能力——只是許多種智能中的一種。城市理論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層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公司與城市，他發現這些社區往往開放而寬容，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并由擁有社交技能與同情心的人們維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羅里達認為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讀并操縱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魯卻只明白、只欣賞分析智能。耶魯的招生官注重學生的SAT、AP考試成績、高中成績單、以及申請論文，這些都是學生分析智能的體現。耶魯的教授們偏愛冷血而殘酷的競爭性課堂，學生們在其中通過攻擊彼此的邏輯而提升自己的思維技能。是的，在這種過程中學生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強。但是，他們的情緒智能卻被削弱了。在耶魯大學，學生們你爭我斗，為了得到法學院有限的學位，他們兇殘地將彼此對《李爾王》的分析批判得體無完膚。在這種充斥著個人主義、競爭激烈的氛圍中，我學會了如何將冰冷的分析智能作為盾牌，以偽裝自己在耶魯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與壓力、不安與孤寂。在耶魯大學，大家都認為我很聰明;可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卻覺得我驕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魯沒有學會生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趟知識的旅途。事實上，耶魯教育學生們說，生活的意義最終在于成就與成功——正如前耶魯教授威廉姆·德萊塞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發表于《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雜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寫的那樣。德來塞維茨教授解釋說，耶魯的學生們在高中時往往規避風險、小成即滿，這種心態在耶魯更是得到了加強。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擔大風險、追求大目標，這在大多耶魯畢業生看來，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這并不是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后從不追求風險較高、利潤較小的事業。但即便在他們追求這些事業的時候，他們也比其他人放棄得快。這似乎不合邏輯，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時往往負債較少，并更有機會能靠家中的經濟支持過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這個現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門里的兩名研究生——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提起了這件事。他們在談論嘗試寫詩的事情：他們的大學朋友們在寫了一兩年后就放棄了，可他們認識的一些學校名氣較小的人們卻還在努力。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來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從定義上說，他們只體驗過成功。他們的自我認識也建立在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這個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

　　1999年5月從耶魯畢業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當英文老師——這是一份我既喜歡又擅長的工作。然而，作為一名耶魯畢業生，我感到這份工作的薪水與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為了一名記者。在耶魯學習英文文學專業的時候，我十分享受寫作。然而，我的目標不是享受工作，而是獲得成功——這意味著給《紐約客》(New Yorker)與《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國刊物寫文章。作為一名老師與一名記者，我自己過得還不錯：我受到學生與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認識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同時也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才對。然而，身為一個年輕的耶魯畢業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當我沒能出版自己的書，沒能在雜志上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我感到迷茫、憤怒，并對這個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萊塞維茨說得沒錯：“不成功”這個想法確實讓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