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穎乾看起來比想象中年輕，干凈文雅，有點娃娃臉。和幾乎所有的律師一樣，一套黑色西裝使他顯得精神干練。他的新工作位于上海市閔行區莘莊，這塊建設中的熱土目前地廣人稀，已竣工的寫字樓寬敞明亮。

　　律所的人并不多，作為工作自由度比較高的律師，一般不要求每天打卡上下班。但張穎乾在不出差的日子里，仍舊每天9點多坐半小時的公交，晃蕩到辦公室，這個習慣與他此前7年的檢察院公訴人經歷有關。

　　1987年出生的張穎乾還不到30歲，江蘇無錫人，2008年他從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畢業后，考到江蘇省某檢察院工作。他是那年公務員考試的江蘇省第一名，在檢察院公訴二處待了七年，他做了七年公訴人，辦理刑事二審案件。

　　辭職是2015年3月份發生的，助理檢察員（檢察官等級一種）張穎乾產生了職業倦怠感，他覺得個人能力提升遇到一個瓶頸。

張穎乾

“公訴情結”

　　幾乎所有的法學院學生，畢業時的標配是考公務員，考研，做律師。張穎乾也不例外。當時，張穎乾宿舍里6個人都在考公務員。到畢業的時候，他身邊有一半人工作有著落，還有一半人連著落都沒有，他覺得自己能考上公務員，已經非常幸運了。

　　“他跟我講，結識了現在的律所主任，想出去跟他學習學習，我還跟他開玩笑，以后還可以考回檢察院。我覺得他跟那位律師能學到很多東西。但是我，能教的已經教給他了。”面對徒弟的離去，師傅魏西（化名）是支持的。盡管在檢察院待了大半輩子的他真心希望，像徒弟這樣有能力的人能留下來。

　　魏西是張穎乾在檢察院的師傅，今年50歲，是一名資深公訴人，他的辦案能力和法律功底，是江蘇全省公訴人里的佼佼者，主要辦理疑難復雜案件。

　　張穎乾沒想到的是，在他從檢察院辭職4個月后，師傅魏西也以助理檢察員身份提前退休。一般來說，滿30年工齡的公務員可以申請提前退休。隨著年齡的增大，已經做了20多年公訴人的魏西，突然對未來的職業生涯充滿恐懼。

　　公訴人這個工作對在法庭上的能力要求很高，“我們需要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敏捷的反應能力。”作為他所在檢察院年齡最大的公訴人，魏西不愿意離開時給別人留下一個很差的印象，“我也不愿意退下來以后給別人打雜，所以決定急流勇退。”

　　路遠（化名）是張穎乾剛入檢察院時的領導。他說，檢察機關有個詞叫“公訴情結”。出庭久了可能會厭煩，但是公訴人這個工作比檢察機關其它工作都有意思。“這個身份，讓人有職業認同感，始終讓人充滿激情。遇到一個案件，鞭策你不斷學習。”

　　但他透露，檢察機關一般也正是公訴部門辭職的人相對較多，走的都是業務骨干，只有這樣的人出去才容易轉型。

“死磕型公訴人”

　　三百本卷宗，每本厚兩三厘米，擺了整整一個房間，房間大概15平方米。張穎乾坐在卷宗中間，整整一個月，一份一份地看。

　　這是他第一年做書記員的情景：面臨最高檢檢查案件，公訴科需要把三年內辦過的所有案件卷宗（當時已經歸檔）的主要法律文書都復印出來，裝訂，一案一總結。

　　這個任務工作量很大，張穎乾每天晚上加班到八九點。但那個時候他不覺得累，“每次整理案件，看別人怎么辦這個案子，能得出很多的經驗。“

　　陪同提審，開庭，做記錄。在剛畢業的大學生張穎乾眼里，公訴人的工作是神圣的，唇槍舌劍，揮斥方遒。

　　一開始，當上面派給他一個案件，完全不知如何下手。他跟不同的檢察官去開庭、提審，學到很多開庭提審的風格，有的公訴人是斯文型的，有的是激情型的。

　　魏西對張穎乾影響很大，一般公訴人發表庭審意見時大約10分鐘，但魏西發表出庭意見，慷慨激昂地講了一個半小時。還有律師叫他“死磕型的公訴人”，“不太容易吃虧。”

　　由于業務拔尖，魏西多了一些額外工作。每年公訴人培訓時，他要去給全省公訴人講課，新的檢察員集訓，需要他去培訓。司法實務機關與高校之間交流，他被選中給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上課。

　　“從公訴業務上看，他師傅是老道的，在全省也是拔尖的。他師父很正直，書生意氣，給他帶了一個做人做事的模式。”路遠如此評價兩人，“不是熱衷于仕途的人，是想搞業務的人。”

　　受師傅的影響，張穎乾將自己的公訴人風格定義為激情型，他在庭審現場，邏輯嚴密，說話擲地有聲，每一次訊問之后會確認當事人的回答，用一個“好”字結束，然后再進入第二個問題。

　　按魏西的說法，最了解公訴人能力的是法官，而非同事。因為公訴人的能力是在法庭上被看到的。“我從其他法官那聽到說，你們那個小張很好。”

　　下派鍛煉是約定俗成的，新招錄的公務員工作一年或者兩三年以后就輪流到基層去鍛煉一年。

　　張穎乾下派的基層檢察院工作壓力比較大，2009年到2010年，張穎乾在那鍛煉，一共辦了六十幾起案件。也就是在那里，他獨立辦了第一個案子，歷時一個月左右。

　　這是一件非法持有毒品的零口供案件，被告人從來不承認。怎么去提審被告人，怎么去詢問，怎么去審查證據，張穎乾的心里沒有底，“所幸，這個案件其他證據比較充分，有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包括從他車里搜出一定克數的毒品，物證也比較充分，看完之后心里面就比較有底了，哪怕他是零口供的，我也可以通過客觀證據來鎖定他。”

　　魏西說，進入體制內的人，相對來說，壓力比較小，比較喜歡偷懶。但張穎乾不一樣，他出差住賓館，都會利用空閑時間鉆研法律。

變與不變

　　不管是師傅還是同事，都評價張穎乾“優秀”。他對業務很鉆研，學習能力很強，在同一批年輕人中很突出。

　　“當他是書記員時，就能協助辦案，這已經超出一般書記員的能力。雖然還沒有取得助理檢察員資格，但大家都認為他是有能力出庭的。”路遠這么評論著。

　　取得助理檢察員資格，需要工作滿三年以上。助理檢察員經過檢察長批準就可以行使檢察員的職權。“助理檢察員和檢察員只是行政級別不一樣，干的所有工作都是一樣的。”

　　張穎乾在第二年就可以獨立辦案了，但不能出庭。路遠記得，在取得助理檢察員資格前，有好多次案子實際上是張穎乾辦的，但署名是別人。

　　剛開始獨立辦案時，他只能辦一些事實證據都比較清楚的簡單案件，但慢慢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后，領導會有意識地委派他一些疑難復雜的案件。第五年時，他已經獨立辦了公安部交辦的一個重大職務侵占案件。“像我的話基本等到第五年左右，基本上成長為非常成熟的公訴人了。”

　　工作到第七年時，張穎乾發現，自己在檢察院，現在是這樣，十年以后可能還是這樣。“十年里我甚至可能都坐在同一間辦公室里，身邊人都不變的，位置都不挪。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是最恐怖的地方。十年對我來說，可能就是臉上的皺紋多了一些，頭發變白了，或者頭發變少了。”

　　“一般要多久能升為檢察員呢？”

　　“要競爭上崗。”

　　“最快的話多久？”

　　“快的話你能一次就上，那可能三年就變成檢察員了，但如果一直沒競爭上，那可能十幾年還到不了。”

　　“那檢察員升到檢察長要多久呢？”

　　“就是很長嘛，因為檢察長都是領導，就更不好說了。”

　　師傅的經歷也讓張穎乾感覺，上升的通道很漫長。

　　魏西早年在江蘇某基層檢察院干了十幾年公訴人。2006年，最高法規定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規定所有的死刑案件二審必須開庭。他所在的檢察院重新成立公訴二處，魏西經遴選進入，擔任助理檢察員。

　　在早年的那個基層檢察院，魏西一路從書記員，助理檢察員，檢察員，公訴科副科長，做到反貪局副局長。反貪局副局長的級別是科員。而他在現在的單位做了10年公訴人后，級別只是從副科調成了正科。

　　由于魏西業務過硬，2013年，檢察院給了他一個主任檢察官的行政頭銜。當時整個檢察院兩個公訴處，一共八個主任檢察官，只有他是助理檢察員，其他人都是處長。“這不是正式的，是臨時的。”主任檢察官不加工資，職務上也并沒有什么變化。

　　張穎乾提到的“競爭上崗”，不僅看年限，還要看名額。年限達到了，名額空了，才有機會。從助理檢察員到檢察員，必須工作一定時間，級別達到副處以上才有資格競爭，與此同時，還要剛好有檢察員的名額。

　　一般來說正科要做四五年，才能競爭副處。魏西還沒有到副處級別。“機關里就是這樣，一般來說，不管你工作好也好，不好也好，或者你工作能力強也好，不強也好。你必須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一定時間，才能競爭。”

　　有些人一開始就做助理檢察員，起點就比魏西高。有同事說，他吃虧就吃虧在從基層上來。

　　張穎乾剛入檢察院時，路遠也是助理檢察員——他從2006年開始擔任助理檢察員，2012年調去別的處擔任副處長。

　　2015年，涉及司法工作人員飯碗的員額制改革開始試行。1/3的人可以入額成為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將確認誰是辦案的第一責任人，案件中輔助性的工作分給檢察官助理去做。

　　張穎乾擔心，是否會讓領導先入額，接下來2/3的人論資排輩。這樣，他覺得自己在之后的十年里，可能都沒有獨立辦案的資格，只能承擔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辦了這么多年案子，突然不用辦案子了，對我來講是一種荒廢。”

　　路遠見過一些跟自己年齡不相上下的人辭職，“可能覺得員額制輪不上，等不起了就走了。張穎乾比我小，員額制肯定沒他的份，但他等得起。”但他同時強調，離職的人通常是私下聽說，他并沒有統計過人數。

　　“檢察官離職通常有幾種情況，但概括起來就是看不到職業前景的希望。其實司法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的，而且改革大方向和內容也是如此。因此許多人也寄望于司改，比如我。但為什么有一些人選擇離開，還是因為個人對改革前景的預判問題，有人悲觀也有人樂觀。”路遠說。

　　正如他所說，年輕檢察官中間也有不少樂觀的留守者。劉東東（化名）是上海某區檢察院反貪局的檢察官助理，他從政法院校畢業三年，“員額制實行后，上升可能比以前花的時間更長。”但他同時認為，自己還很年輕，“干法律工作的年齡大才是優勢，有的人三十歲入額，跟國外比，其實已經很早了。”劉冬冬說，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剛起步，還需要時間做判斷。目前劉東東還沒發現身邊有因為員額制改革離職的人。

　　而對于另一位在上海工作兩年的年輕檢察官助理李平（化名）來說，檢察官是他從大學起的法律夢想。“其他人辭不辭職我不知道，我不會辭職。”

　　在路遠看來，變革時期促使大家更多地做這種預判并選擇。“解鈴還須系鈴人，留住這些人的辦法恰恰還是司改，只要司改能夠落到實處，發揮良性效應，自然能留住人和吸引人。怕就怕久拖不行，或換湯不換藥。”

轉行

　　在檢察院時，盡管張穎乾屬于業務型公務員，但行政性的會議仍然很多。每周一上午要參加全處固定不變的會議，布置下一星期的工作，周四或周五開半天全院會議，小會更是數不勝數，一般一個會一開就是兩三個小時，一個議程接一個議程。

　　魏西也感覺到會議很多。“這個問題沒辦法的，我們大概一半的時間，花在這個上面。我們純粹搞業務的，覺得這個是浪費時間。”但他就是帶著兩個耳朵去聽，“我這人比較老實。”

　　除此之外，張穎乾說他身邊的同事還要做聯合接訪，三個月不用去檢察院上班，而是去人民來訪接待中心坐班。

　　“可能領導覺得我們倆業務做得好。業務做得好，反而接訪更多一些。”魏西表示理解。

　　路遠對這個現象如此解釋：“各個單位都有接受信訪的任務，涉及到某個案件，控申窗口的人也會分門別類到相應單位。這種工作本身是合理的。”

　　立案登記制之后，大量案件涌進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案子送過來登記后立案，不用實質審查。

　　檢察院的案件比法院少一些，張穎乾所在的檢察院一年30幾件案子，但仍舊很忙，他經常需要出差，有時遇到涉及幾個地方的案件，被告人都被羈押在當地的看守所里，提審需要去當地市里面或者縣里面的看守所。有時，星期一出差直到星期五才能回來，連軸轉地提審、開庭。

　　案件是季節性的，有時井噴，有時很少，張穎乾記得有兩個月一個案子也沒有，很輕松，天天上班就看看書聊聊天，一杯茶一張報紙也能坐一天。

　　“第一年工資每月3000多元，第二年5000多元，之后就沒有漲過。”張穎乾說，在他工作的幾年，南京市民平均月收入在三五千元，他工作地點周邊的房價目前約為2萬一平方米。在工作的前兩年，他有時還需要接受家里的補貼。

　　做公訴人，一個刑事案件，張穎乾跟律師干的是一樣的活，他開玩笑說，我們出庭，20塊錢一天，對面辯護人起碼兩萬塊一天。

　　而魏西笑著說，不夸張地講，其實出庭一分錢都沒有，幾十塊也是出差補貼，公訴人只拿固定工資。

　　張穎乾家境較好，父母給兒子在南京買了一套總價約200萬元的房子。父親張建剛說：“我們作為父母，希望孩子工作穩定點，內心是不同意（他辭職）的，本不希望他賺多少錢。”但最后還是決定尊重他的意愿。

　　但他也說：“以前人家問，你兒子是干什么的？做檢察官。檢察官肯定好聽，律師肯定地位低。”

　　說起職業尊榮感，張穎乾也發現，對別人說做律師和做法官、檢察官確實不一樣：他在檢察院時，每年有十幾個人給他介紹對象；當律師以后，給他介紹對象的只剩親戚了。

　　張穎乾的新工作在上海，上個周末，他工作太累，在家睡了兩天。新工作雖然沒有以前忙，但讓他感到壓力很大。“要直面各種人、各種事；以前案件自己可以把握時間進度，現在都要聽公檢法的安排，很有可能這個案件材料還沒處理完，法院突然通知開庭，需要連夜準備材料。”

　　但他又覺得，做律師，現在每天都是新的，他不確定今天能夠接觸怎樣的人，什么樣的案件。“這可能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張穎乾的新辦公桌位于15層透明的落地窗戶旁，透過透明玻璃，是一片巨大的人工湖，遠處有一片新樓正在建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