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走上了邪路”
初中生楊玲玲的文學講座都辦進大學了,但在父親楊建明心里,“女兒走上了邪路”。
即使是公開場合,這個48歲的鄉村修理工也不留情面。在一次電視節目上,主持人問他怎么看女兒寫作,他直言“很氣憤”,一臉陰沉。
思想傳統的楊建明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寫作是零食,學習才是主食。”他本不樂意上此節目,只是編導“殺”到他家取景,軟磨硬泡說“不去就白拍了”,他才就范,“我實話實說,不替她吹牛”。
這讓楊玲玲至今懊惱,在她看來,這本應是一期介紹“天才少女”的節目,卻拍成了“家庭矛盾調解”,她甚至在現場頂撞父親稱要退學、專門寫作。楊玲玲建議工作人員不要播這些,對方安慰她說“這樣效果挺好”。
退學并非氣話,楊玲玲這個想法萌生于初二。事實上,相比于在媒體密集露面,校園里的楊玲玲略顯孤獨。在一些同學眼中,她內向、神秘,看似比同齡人成熟,好友極少,曾一度坐到教室最后一排、獨自一桌。連朋友也說,她在班上的存在感不是太強。
文學成果讓更多同學愿意與她說話了,但她覺得,這不是“純真的友誼”。彼時,“瑪麗蘇”式言情最受熱捧,而商戰、婚變離校園太遠,許多接近者其實并無興趣。
楊建明對這份驕傲不以為然。在飯桌前,他一邊坦言從不夸女兒寫作,一邊澄清“真相”:女兒并不冒尖,媒體僅是獵奇“小小年紀寫成人題材”而已。只上過初中的他認為:“跟媒體打交道,沒好處,分心。有意義嗎?把學習搞好再說。”
的確,楊玲玲的成績在中游徘徊,數學“最慘”,好友回憶稱“基本是倒數,有時套用公式都不會”,語文雖好,“其實也就作文好一點”。在這里,她沒有光環。
與中國大多數中學一樣,在那個由3所農村中學合并而成的初中,分數是整個校園的衡量標準。老師將中考掛在嘴邊,學生緊張備考,父母追問排名,“所有人好像都在告訴我,讀書才有前途”。
楊玲玲接受了這個“叢林法則”,中考前一個月,她走進副校長倪洪亮的辦公室求助:某次數學測試,她只考了36分,而滿分是150分。
“你一直是拿很多獎狀、榮譽證書的,不可能只這點分數啊。”在楊玲玲的回憶里,這名既教數學也分管德育的副校長,如此歡迎她的“投誠”。
此后每個周五,倪洪亮都會在辦公室見到她,對于數學問題,倪一一解答。中考時,楊玲玲的數學居然多了60來分。可這仍不足以扭轉敗局。
“我不如韓寒那樣叛逆。”楊玲玲發現,自己難以在搏殺中勝出,直至一則新聞讓她看到另一片戰場:從2010年起,四川某“985”高校開招“雙特生”,即3個方面的“奇才、偏才和怪才”——“在某一學科領域有特殊興趣、愛好和特殊專長、潛質的,在某一學科領域開始嶄露頭角或已取得一定成績的,對一些冷僻、人才稀缺的學科領域有一定程度深入了解、有一定獨到見解的”。
文學使她堅信自己未來可突破分數限制、躋身名校。在孤獨的中學里,這被她視為出路。
憑文學求“破格”
這個“偏才”開始發起破格戰役。中考前數月,她找到了桐鄉市教育局,希望能給“文學偏才”新的升學通道,且此事須“優先解決”,“不要拖到中考結束”。在許多人看來,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而楊玲玲直到高中開學之后還在堅持著——那時,她已考上某職業高中文秘專業。
“你有犟勁兒,我不敢。”多年以后,倪洪亮與楊玲玲喝茶敘舊,這段往事仍無法繞開:到職高報到沒幾天,她又去了教育局,說想讀普通高中。現今已是校長的倪洪亮不得不向學生承認“你勝利了”。
她確實顛覆了不少人對初中生的印象。當年16歲的她明白教育系統欣賞什么,能自薦文學成果;她也深知官員忌憚什么,會上網發帖,甚至當面拿媒體“嚇唬”他們:“上次央視來過,你看著辦吧。”
雖然數學欠佳,可這并不影響此刻“討價還價”:“我想去桐鄉高級中學。”“不行,錄滿了。”“茅盾中學。”“不行。”
“總之要進一個普高,桐鄉二中吧。”她亮出“底牌”,教育局領導不置可否。送別時,領導給她塞了50元打車錢。
一些教師驚訝地發現了她的入學方式,在他們眼里,這不是“破格”而是“出格”,這似乎也解釋了她為何不斷策劃著“教育改革”——語文老師聯名推薦制,授權語文老師篩選有文學特長的初中應屆生,報至當地文聯,再由初中向高中推薦特招。“她自己有文學特長,當然這么想。”
在楊玲玲看來,自己已中考結束,這完全是為了“文學偏才”們。像遭遇不公的訪民一樣,她聯系政府部門,尋找人大代表,甚至直接上書官員,稱“文學偏才”為“弱勢群體”。對方并沒給她什么反饋,有的像模像樣給了一紙信訪答復,說“文學納入中考加分沒有國家規定”,有的勸她好好讀書。
“變法”遇冷,但在傳媒上,楊玲玲依舊“走紅”。高一下學期,她現身東方衛視,即使她的婚戀小說已完工4年多,這仍是媒體關注的由頭。節目里,楊玲玲短發、淡妝,火藥味十足,自問“我到底為什么活著,是為了自己,為了成績,還是為了別人”,彼時,她的高中首次期末考試僅語文、政治及格。
退學寫作再次成為楊玲玲的宣言,她的目標是,出版一本書,斬獲“硬件”,以此敲開四川某“985”高校的“雙特生”項目之門。
兩個月后,楊玲玲在中國戲劇出版社自費出版了詩集《樹葉與漂流》,花了兩萬元,印數2000冊。質疑她的教師不得不服氣,“她的詩確實算好的,反正我高中時候寫不出來”。
“小學寫婚戀小說”的舊事一路談到了北京電視臺。那時她已是高三上學期,期末考試的兩門及格科目又少了一門政治。她不提退學,改稱“低頭于高考”,“因為我更希望這個體制能考慮到這個群體(指‘文學偏才’)”。
楊玲玲有些遺憾,因為并無媒體愿宣傳她的“教育改革”想法。事實上,教育學者普遍認為,中考優惠項目不宜再增加,以利招考公平,若再納入文學特長,這更無可能。
她辦了一場座談會,試圖奮力一擊。在桐鄉市圖書館,這個主講者點著5頁PPT,講了20分鐘,剩下20分鐘由旁聽者點評。力邀之下,觀眾來了不到10人,其中兩人是她的親友。
聚光燈遠離了她:媒體報道了兩三百字,“楊玲玲”似乎成了要避諱的名字,她沒有全名,只剩“小楊”。此時,高考落幕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