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于3月7日（星期二）16時15分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就“脫貧攻堅工作”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劉永富:

　　記者朋友們，下午好。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脫貧攻堅工作的關心，也想通過你們向全社會關心、支持、參與脫貧攻堅的各界人士轉達我們的感謝。我們今天下午發布會的主題是“脫貧攻堅”。會前，我們已經給各位記者朋友們提供了一個背景材料，為了把時間更多地留給記者朋友，我就不用再介紹，請大家直接提問。希望大家圍繞脫貧攻堅的問題。

　　中央電視臺記者: 劉主任，“脫貧摘帽”是時下的熱詞，我們在采訪當中發現，現在對于“摘帽”這件事有兩種態度，有的地方十分積極，層層加碼，甚至出現了一些形式主義和“數字脫貧”的苗頭；與此相反的是，有些地方已經達到了“摘帽”標準，卻遲遲不想摘帽，您對摘帽過程中冰火兩重天的現象怎么看待的？又該如何解決？謝謝。

　　劉永富:

　　脫貧攻堅是要在2020年之前解決我們國家現有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所有的貧困縣要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貧困問題。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區都制定了脫貧攻堅的時間表，有一個滾動的計劃。就是說，你經過享受國家的政策，經過社會各個方面的幫扶和自己的努力，達到了脫貧的標準就應該脫貧。而且我們這個脫貧有一個標準，貧困縣、貧困村的摘帽是貧困人口降低到2%以下，貧困人口脫貧就是要做到“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即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是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你剛才講的這兩種情況，都是不正確的，需要糾正。一種是層層加碼。省里說是2019年，市里說2018年，縣里說2017年，諸如此類的。凡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層層加碼的，必然后面會出現“數字脫貧”，對于這種現象是要糾正的，必須是真正的脫貧，實事求是。

　　第二種是到了時間還不想脫貧。這種情況有，主要是一些貧困戶。對這一類也是要堅持標準，核心不管是縣、村、戶要堅守標準，到了標準就應該脫貧，沒有到標準不能硬脫貧。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脫貧以后，到2020年之前，現有的國家政策還仍然可以繼續享受，目的就是防止返貧，要鞏固脫貧的成果。謝謝。

　　楚天都市報記者: 劉主任，我想請問一下今年精準扶貧的計劃里提到要“集中攻堅”，第四個“堅”是陳規陋習，重點解決群眾因婚喪嫁娶講排場、搞攀比等導致的致貧返貧問題。請問，今年在集中攻這第四個“堅”方面有哪些具體的措施？謝謝。

　　劉永富:
　　確實像你說的一樣，貧困的原因是多種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因為陳規陋習造成的。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我們要抓緊做，要加強思想教育，通過村民的民主自治方式來做這個事情。比如有的家庭本來很窮，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一兩萬塊錢，他辦一場婚事，還不算彩禮，花個十萬八萬。喪事也是大操大辦，這樣的陳規陋習，對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造成了致貧或者返貧。對這一類情況，我們一方面要做思想工作，讓他們改變思想觀念。另一方面，推廣一些地方的成功經驗，有些村里的村民委員會，成立一個紅白喜事管理委員會，結婚當然是好事，可以辦上三桌五桌，每桌三百五百元，甚至再多一點，根據你家里的承受能力來確定標準，份子錢也隨得比較多，越隨越多，大家就想把份子錢吃回來。這兩方面，紅白喜事管理委員會都要管，一方面管辦事的人，另一方面管隨份子的錢，不能超過一定標準，像50塊、20塊、100塊。現在我們主要是通過這方面基層的自治，民主的管理，再輔之于思想教育工作來逐步的解決這個問題。謝謝。

　　黑龍江廣播電視臺記者: 現在，脫貧攻堅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今后農村工作的重點。我的問題是，貧困地區怎么樣能夠把脫貧攻堅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深入地推進脫貧攻堅有什么樣的意義？謝謝。

　　劉永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脫貧攻堅是全黨全社會的中心任務，這兩項重要的工作，必須要很好的結合，也能夠很好的結合。如何改革？這里面文章很多，各地都在進行一些探索。比如，在整合扶貧資源方面，整合財政涉農資金用于脫貧攻堅方面。我們去年一開始的計劃是，在三分之一的貧困縣進行財政涉農資金整合，但是，各地參加試點的縣都超過了這個標準。去年納入整合計劃的是3200億，實際整合了2300億，用于脫貧攻堅，這就是供給側的改革。我們還可以通過脫貧攻堅發展當地特色優勢產業來提升我們的種植結構、養殖結構，防止多了、少了，買難、賣難等一系列問題，包括我們幫扶的方式都屬于供給側改革的內容。改變送錢送物、發錢發物的方式，讓貧困人口能夠參與進來，調動他們的內生動力，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讓他們有參與感、有獲得感等等，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是一篇大文章。現在應該說，各地都有不少的探索，但還是在逐步完善過程中。謝謝。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我的問題是，針對目前各地的扶貧開發成效，我們現在是怎么評估的？之前，我了解到國務院扶貧辦針對扶貧開發的評估引入了第三方機制，現在第三方機制的效果怎么樣，發現了哪些新的情況？這些新的結論和新的情況又會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樣的方式公布？謝謝。

　　劉永富:

　　這次脫貧攻堅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實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制度。國家對這方面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設計，目的就是要保證減貧的成效真實可信，經得起歷史檢驗。現在，我們在這方面，一是，有國家有關部門的考核。通過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國務院扶貧辦的有關數據來考核，這個數據是統計來的，調查來的，扶貧信息系統里得來的。二是，組織省際之間開展交叉考核。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的中西部22省互相交叉考核，每個省組織幾十名干部，這個省到那個省去，那個省到這個省去，抽簽來決定，去考核它的識別是不是準確，幫扶是不是精準，退出是不是精準，有什么先進的經驗，有什么突出的問題和薄弱環節，有什么意見和建議，這叫交叉考核。這個考核的現場調研，在今年春節前后已經結束了，現在正在內部匯總分析，發現了不少好的經驗，也發現了不少需要改進的問題。

　　再就是第三方評估。第三方評估就是委托科研機構，我們去年搞了一次試評估，組織了1300多人，今年是1700多人，到各地去，評估費用由國家來出，不要地方拿錢，吃住行全部自費，帶著照相機、錄音機等設備，到地方去進村入戶進行調研，也是了解上述相關情況，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這個現場考核也正在匯總之中。匯總完提供給政府之后，政府還要進一步地分析研究，有些問題可能要向社會適當的公開，大量的問題我們會通知所在的地區認真整改，嚴肅處理，并且向國家提交報告。謝謝。

　　美國美中時報記者: 我想問的問題是關于生態扶貧的內涵和外延的。因為，我曾經采訪了一個很貧窮、很偏遠的一個縣，廣西桂林的灌陽縣，他們為了扶貧，扶貧人員爬山涉水，去到一家一家的大山里去。這里被扶貧的對象說這是中國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我看到這種現象，從我們外媒的角度也很想幫助像這樣比較貧窮的縣，為他們出謀劃策。去年還是在這個縣，桂林市政府表彰了它們的生態保護和扶貧工作。所以，在這方面我很想聽聽劉主任的看法，因為這個縣是國家級的生態縣，也是國家級的濕地公園，但是交通很不方便，還很窮。請劉主任給我們講講生態扶貧這方面的發展前景。謝謝。

　　劉永富:

　　生態扶貧也是扶貧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非常重要。實際上，中國政府以前也是這么來部署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貴州畢節市搞了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試點，它的方針就是“開發扶貧、生態保護、人口控制”這三句話。當然，由于扶貧的任務比較重，在實際操作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饑不擇食，只要能脫貧什么項目都上。現在，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包括生態建設，所以我們的扶貧也要適應新的變化、新的要求。首先，扶貧項目要停止破壞生態，同時還要有利于生態的修復，在這個加減法當中找到利益平衡點。

　　我們這次易地扶貧搬遷，涉及近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同時還要同步搬遷一些農村人口。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地方，生態非常脆弱，人在山上住著就要開荒砍樹、種地、燒柴等等，所以越搞越窮，生態惡化。要把這1000萬人搬出來，這是一個大工程，是一個大決策。應該說1000萬人，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這是中國政府下的一個大決心。中央政府確定統一的政策，投入6000億來搬這一批人。

　　現在我們搞生態保護脫貧，去年全國增加了20多萬護林員，優先安排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基本上是這些窮人、貧困的人口去當護林員。

　　另外，再給你講兩個例子。一個是內蒙古有一個民營企業叫億利公司，董事長叫王文彪，他在杭錦旗治沙20年，把企業發展和生態治理相結合，現在沙產業發展起來了，把周邊的貧困人口帶起來，讓他們脫貧了。

　　再舉一個例子，2015年，浙江有一個養殖企業，到貴州生態脆弱的武川縣去種構樹，這個企業去投資了3700萬，到去年底已經賺到利潤1600萬，帶動了當地群眾脫貧，還保護了生態。構樹是中國的一種原生品種，蛋白含量很高，非常適合做飼料。雜交構樹種在地里，一年砍三五茬，加工成飼料喂豬，實際上這個飼料養羊、喂牛、喂豬、喂雞、養魚都是可以的。這一類事情都是我們提倡的，謝謝。

　　人民日報記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扶貧脫貧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們也知道，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脫貧攻堅的首戰之年，請問過去一年的工作特色和亮點是什么？作為扶貧辦主任的您，對于過去一年脫貧工作的成果如何評價？謝謝。

　　劉永富:

　　我們一直在做扶貧工作，脫貧攻堅是以2015年11月中央召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發布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定、中西部22個扶貧任務重的省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的責任書為標志，去年應該說是第一年。

　　第一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一個是完成了頂層設計，繼續鞏固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責任機制。對貧困縣的約束機制，貧困退出機制，督查巡查制度，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成效的考核辦法，中央頂層設計了四梁八柱，在去年一年全部構成。中央各個部門一共出臺了100多個政策文件或實施方案，各地省市縣鄉各級都根據當地的情況制定了配套文件，應該說制度的設計、頂層的設計、目標任務、主要政策、保障措施基本上都構成了。

　　第二個特點，去年投入最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錢，二是人。錢，首先是財政的錢，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投入增長43%，省級扶貧資金增長56%，包括我們地方的一些建設債券也拿了一些進來。所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說的超過1000億，是指省和中央兩級，另外市縣還有一大批財政扶貧資金。二是金融的錢。易地搬遷帶來了1000多個億。扶貧小額信貸，就是建檔立卡貧困戶要通過發展產業來脫貧，金融機構給他們貸款，5萬塊錢以下的，三年以內免擔保、免抵押，銀行按基準利率放貸，扶貧資金全額貼息，縣建風險基金的金融產品，我們去年新增了1700億，累計發放2800多億。一共有802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受益，其中去年新增了468萬戶。還有我們社會的資金，各類資金加起來錢不老少。

　　人的投入。各級黨委政府在人力、精力方面的投入，各地黨政一把手搞調研、督促檢查、抓落實，五級書記抓扶貧。我們對12.8萬個貧困村都派了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對3000萬建檔立卡貧困戶都明確了幫扶責任人。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去年投入最大，至少是倍增。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特點，特別是我們落實了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要求，不是說人越多越好，也不一定就是錢越多越好，而是要做到精準，一定要把它用好、用對。

　　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不少的亮點。我們去年扶貧日期間搞了第一個“脫貧攻堅獎”，全國一共有38個個人受到表彰，有貢獻獎10名，奉獻獎10名，還有創新獎、奮進獎，各9名，還有我們嚴格的考核制度等等。總體上來講，應該說成效明顯，但是脫貧攻堅是一個五年的戰役，去年僅僅是首戰告捷，成績仍然是初步的，不可高估，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還要再接再厲，爭取今年再戰再捷，一年一年地把它打好，堅決打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