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壓實父母責任成制度設計難點

　　家庭教育法草案有望今年提請審議推動解決“養而不教”問題

　　近日，廣東佛山南海警方接到一位母親報警稱，7歲女兒在商場偷了東西。一開始無論女孩媽媽和店員怎么問，小女孩就是不肯承認。于是，媽媽選擇報警，希望以此給女兒一個教訓。在民警勸說教育下，小女孩終于承認，自己一時沒忍住偷拿了幾個小玩具。事后，女孩媽媽按商品原價進行了賠償。

　　對此，上萬網友吵翻了天。有認可的、有反對的、有擔心給小女孩留下心理陰影的……觀點不一的爭論，把家庭教育的話題送上了輿論熱搜榜。

　　“上萬網友能夠就這一話題參與討論，表明家庭教育越來越受關注，也說明我國家庭教育還存在認知上的不足。事實再次證明，推廣和普及科學的家庭教育變得愈發緊迫，制定家庭教育法以加強對家庭教育的指導和保障變得愈發重要。”全國人大代表、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洪宇說。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家庭教育法列入預備審議項目。參與起草工作的專家告訴《法治日報》記者，目前草案征求意見稿已經初步完成，正在作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力爭今年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家庭教育作為監護的核心組成部分，需要通過專門立法的方式進行明確，對怎樣實施家庭教育、國家怎樣進行支持和干預等內容作出規定。制定家庭教育法，既是構建未成年人法律制度體系的要求，也是堅持問題導向、回應社會關切的立法舉措。”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苑寧寧說。

　　很多家長“重知輕德”

　　在苑寧寧看來，制定家庭教育法有兩個目的：構建未成年人法律制度體系的需要；解決“養而不教”問題的需要。

　　苑寧寧認為，構建未成年人法律制度體系，需要以未成年人保護法為統領、未成年人單行立法為核心支柱的思路推進。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保護”專章中，核心問題是監護，而監護的核心問題是家庭教育。通過單行立法的方式，對家庭教育作出制度設計，是構建未成年人法律制度體系的應有之義。

　　“在監護問題上，未成年人保護法主要針對的是‘生而不養’的問題，而家庭教育立法主要解決的是‘養而不教’的問題。實踐當中，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養而不教’的問題比較突出，要么缺乏家庭教育的知識、能力、意識，要么故意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職責，這些問題都需要法律來進行規范。”苑寧寧說。

　　今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周洪宇提交了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議案。他在調研時注意到，大多數公眾在家庭教育認知等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很多家長“重知輕德”，過度嬌慣、保護、放任，忽視對孩子良好個性品質和行為習慣的培養，青少年違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趨勢，且向低齡化發展；不少家長缺乏教育子女的經驗，特別是在引導孩子的心理健康上沒有良好的辦法……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教育不斷出現新情況、新問題。

　　“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下，很多家長在家中帶孩子時發現，自己真的是應付不來、教育不了，這是今年的一個特殊背景。在這種情況下，倡導盡快制定出臺家庭教育法，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周洪宇說。

　　周洪宇指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家庭教育立法應及時提上議事日程，只有這樣，我國家庭教育才能夠在法治保障下，盡快實現專業化、科學化、法治化的發展。

　　讓父母履行家庭教育職責

　　為解決問題而制定的家庭教育法，要作出怎樣的制度設計，才能不辜負公眾的期望？

　　苑寧寧認為，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解決一個熱點難點問題——壓實父母責任。

　　“毫無疑問，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是責任主體。因此，家庭教育立法應當聚焦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引導和影響，進而圍繞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制度設計，包括如何指導、如何促進、如何干預等。”苑寧寧說。

　　“之所以說壓實父母責任是難點，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具有自主性、私密性的特征，這就要求政府、學校、社會在促進和干預時，需要把握好尺度，既要起到促進的作用，又不能過度干預。”苑寧寧說。

　　除了把握好尺度外，“壓實父母責任”的另一個難點，是如何作出有層次、有遞進、系統性的制度設計。

　　“如果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在實施家庭教育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相關單位和部門在采取一系列干預措施之后，仍然存在拒不實施家庭教育或者家庭教育實施不當的行為，這個時候，如何通過追究法律責任的形式，讓父母正常履行家庭教育的職責，成為本法的難點。”苑寧寧說。

　　苑寧寧認為，對于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采取警告、罰款等措施，是不得已時才動用的手段。而且，懲罰不是目的，目的是通過這些措施讓監護人知錯就改，能夠更好地履行監護職責，從而實現立法的初衷。

　　“需要指出的是，對家庭教育進行國家干預，不是要控制家庭，而是要立足于為家庭提供系統專業科學的指導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為家庭特別是留守兒童家庭等特殊家庭提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支持，用法律手段規范家長和教育服務機構的行為，進一步提高家長素質。”周洪宇說。

　　必要時國家應進行干預

　　在家庭教育中，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是實施家庭教育的責任主體，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與此同時，政府、學校、社會也要提供相應的支持和保障，國家還要在家庭教育出現問題時及時干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家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家庭教育是家庭內部的事務，具有很強的私密性，應當尊重監護人的自主性，并且為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提升父母和其他監護人家庭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家庭教育培養的是未來的建設者，如果培養不好，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利益，甚至還會危害社會，因此，這就要求國家在家庭教育出現嚴重問題時，用強制性手段介入。”苑寧寧說。

　　苑寧寧認為，考慮到家庭教育具有私密性和公共性的雙重特征，家庭教育立法應當確定這樣的法律關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是實施家庭教育的責任主體。政府、學校、社會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進家庭教育。必要時，國家對家庭教育進行干預。

　　周洪宇同樣認為，家庭教育法在明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責任的同時，要明確政府、學校等相關主體的責任，從而確保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明確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的第一責任人的地位與作用，規定家庭教育主體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強化政府在促進家庭教育事業發展中的責任。應對農村地區的家庭教育給予更多的支持與投入；對于留守流動兒童、殘疾兒童等家庭教育問題，應有專門的條款對其給予特殊關照。”周洪宇說。　　□ 本報記者　　蒲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