轄區內公共基礎設施分布不均，原西北老工業區內要不要布局一家三甲醫院？蘇州河上再建9座橋的規劃出臺了，如何盡快落實？

　　這些，都是上海市普陀區委近期在全區大調研中梳理出的問題。285個問題，直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涉及82個部門和單位。

　　11月以來，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要求，上海各級干部下沉到社區、企業、鄉村開展專項調研，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年終大盤點”。

　　這是十九大之后上海首次覆蓋城鄉的大調研，社會治理是其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上海市委明確，調研行動要秉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效果導向”，對照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目標，直面城市發展的“痛點”“堵點”，尋求破解新思路、新方法。

　　創新機制，下得繡花功夫

　　11月24日下午4點，靜安區委書記安路生又來到他所負責的南京西路“巡邏”。身為南京西路“一級路長”，他每月至少上路巡查一次。

　　安路生當月兩次“探路”，既是例行巡查，也是對南京西路一處違建整治專項調研。

　　鄰近南京西路的青海路44號，是南京西路街道居民區中最后一個成片違建。逼仄的樓梯，狹長的走廊。居民在走廊、天臺搭出廚房、衛生間，數十年累積，已搭出違建14處。

　　拆違不易，居民安置也難。成套改建成本巨大，導致難題長期擱置。

　　街道與區里反復勘察、積極協調，最終拿出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疏堵結合方案：政府投入一點，單位支持一點，居民訴求標準降低一點，局部成套改建。12月3日，經過街道和居委會干部與居民細致溝通，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認可。“剩下兩三戶，我們還會繼續做溝通工作。”南京西路街道黨工委書記周惠珍說。

　　過去幾年，上海在超大城市社會治理新路上已有不少積極探索和成功經驗，但是，隨著社會治理的深入，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凸顯出來。如何面對挑戰？舍得下“繡花功夫”，方能“繡”出美麗家園。而練就“繡花功夫”，須靠長效機制。

　　“路長制”，就是靜安區探索精細化治理的新機制。全區共246條道路，“一路一長”，區四套班子25名局級干部在重點路段當“一級路長”，各街鎮180多名處級干部分別擔任246條道路、319個路段的“二級路長”。

　　良性互動，更多主體參與

　　12月初，楊浦區定海路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吳巖正忙著協調區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市房管局專項調研事宜，調研題目是小區停車難。

　　和樂苑、和潤苑是定海路街道兩個動遷回置小區，因為地面收費比地下車庫便宜，地面停車“一位難求”，地下停車場卻空空蕩蕩。居民投訴地面活動空間被侵占；車主希望地下車位租金能惠民；開發商也委屈，車庫管理維護都需要費用。

　　街道社區自治辦公室牽頭反復調研，一家專業機構的解決方案讓吳巖眼前一亮。該方案不僅設計了產權車位、機動車位的不同停車規則，制定潮汐收費方案，還依托大數據，設計了與周邊機構停車資源共享辦法。夜間，將小區溢出車輛代泊至就近的超市、大學，緩解小區車位緊張；白天，將小區閑置車位提供給周邊上班族，收入用于小區環境整治。

　　停車難的破解過程，增強了吳巖們學習貫徹十九大“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部署的自覺性，“社會治理要跳出黨委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思路，吸納更多主體共同參與。”

　　近幾年來，不斷走向成熟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機制讓基層獲益良多。楊浦區有54個睦鄰中心，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社會組織運營，為社區居民提供養老、助殘、親子、心理咨詢等公共服務。目前，上海已建成社會組織服務中心239家，服務網絡實現市、區、街鎮三級全覆蓋。

　　“共治共享體現著現代社會治理能力。”華東政法大學校長葉青說。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相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共治”一詞使社會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公共權力和社會力量協同治理，才能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從而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身處社會治理前沿的基層干部也敏銳地發現，“過去，社會組織是補充、參與到社區服務中。現在，社會組織已經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前不久，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團局等部門集中發布了一批“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社會組織”推薦目錄，189家社會組織被列入。目前，市一級和浦東、靜安等13個區均出臺了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相關政策。

　　松綁放手，激發自治活力

　　在郊區金山，一場關于鄉村民宿發展的調研正在開展。

　　此前，金山區委書記趙衛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廬考察了民宿。桐廬鄉村生活、生產、生態融合發展，政府、村民、企業良性互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過去兩年，包括金山在內的上海各郊區以“五違四必”（“五違”即違法用地、違法建筑、違法經營、違法排污、違法居住；“四必”即安全隱患必須消除、違法無證建筑必須拆除、臟亂現象必須整治、違法經營必須取締）整治為契機，建設美麗鄉村，打造鄉村新型生態社區。

　　而今，要做好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大文章，不僅要把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放在首位、堅持城鄉一體化發展，還必須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保留鄉村特色風貌。

　　“民宿業是鄉村建設的一個入口，它對鄉村文化、自然環境的重視和利用，天然與鄉村治理建立起緊密關系。對民宿業感興趣的大多是年輕人，而鄉村有了年輕人才有希望。”金山區旅游局副局長周仁輝說。

　　然而，回到鄉村做民宿的年輕人唐春海卻束手束腳——且不說現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約民宿發展，就連租借的農宅前后環境治理、規劃，自己也說不上話、使不上勁，“如果圍繞民宿發展有一個自治平臺就好了。”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金山區出臺《促進民宿業發展的意見（試行）》，民宿市場向個體經營者開放，通過聯審聯批的方式減少關卡，讓市場更開放、監管更科學。

　　另一種形式的“松綁”也在醞釀之中，引導民宿業健康發展還要靠行業自治，政府應當鼓勵民宿業成立行業協會，用行業自己的力量來規范推動業態發展。

　　自治與共治，一直是上海社會治理重點探索領域。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等各種自治議事平臺，正盤活基層治理網絡。如何實現社會治理更大作為，上海探索方興未艾。

　　《 人民日報 》（ 2017年12月06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