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有改革情結”
錢穎一回憶自己“沒有念過完整的小學和中學,“文革”的時光絕大多數被荒廢,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給了我們一些批判性思維。”
高中畢業后,他在北京郊區的密云縣度過四年插隊時光,下鄉時他一邊干農活,一邊自學英語和數學。
“投入、專注、執著”,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錢穎一常想起年少時挖何首烏的場景,“剛開始看見何首烏的頭部時特高興,但是如果急著拽出來,弄斷了就沒了。但是你別弄斷,大頭在里面呢。”
恢復高考后,他考入清華“數七班”,班中最小的同學17歲,最大的31歲。
1981年他出國深造,幾度換專業,最后定在了改革和發展最需要的經濟學上。他先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和耶魯大學運籌學碩士學位,199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我轉到哈佛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時候,跟我一起出國的同學博士都快畢業了。”
“那時沒人會那么精致計算時間成本”。他在采訪中說。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變世界的事,那是什么事?
在新書《大學的改革》中,錢穎一說,他無法改變整個教育體制,但他“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所學院——清華經管學院。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是個越交往越值得敬佩的人。有一年校長給畢業生講話說,希望他們未來成為有行動力的理想主義者,我想錢老師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會因為理念不合或者暫時做不到而放棄改革。”彭剛說。“作為教育家的錢穎一比作為經濟學家的錢穎一更重要,他很開心。”
采訪中,錢穎一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引述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講過的一個故事:“三個石匠在鑿石頭,別人問他們在干嘛,第一個說我在掙錢,第二個說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個說我在蓋一座教堂。”
而這個故事一一對應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獎獲獎講話中概括的科學探索的三種動機:“科學探索的動機有三個層次,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和追求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
他說短期功利主義不可取,因為急功近利不可能會有太多創造性。在科學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層次。
雖然難以抗拒制度的制約造成的尷尬,但他仍然很樂觀:
“我很幸運,改革時代給了我好的機會,我趕上了一段好時光。這些年來我心懷理想主義,盡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學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