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錢穎一】“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聞:近二十年來,中國教育改革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或時間點?
錢穎一:1998年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兩件大事,一是高校開始擴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以及啟動985計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擴招是數量上的增加,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質量上的訴求,最先支持北大、清華兩所學校。
澎湃新聞:在國外求學、教學,當時是否埋下了對中國教育改革的思考?
錢穎一:還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華擔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國講學,但是只是到清華當特聘教授之后才對中國教育有深入了解。不過,從2002年到2004年期間,我讀了一些有關美國大學歷史發展的書。有關(20世紀)30年代、60年代美國大學的經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時候看的。
澎湃新聞:你之前說過,中國的經濟改革領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錢穎一: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少環節我是經歷過的,比如國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組上市。在2004年時,我說過,大學改革相比國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專門舉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專業銀行,后來是商業銀行,后來重組上市了,它有一個改革過程。但是大學沒有這個改革過程,體制上還跟(20世紀)80年代時的體制差不多。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外部投資者來改變治理結構。但是大學不能引進外部投資者,大學也不能上市。
澎湃新聞:當時就有使命感要做教育改革嗎?
錢穎一:應該說有好奇心。我1981年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82年到耶魯大學讀書,1984年到哈佛大學讀經濟學博士。我在1983年在耶魯時結識了吳敬璉。1988年暑假期間我不僅在北京的中關村搞調研,還去了在湖北十堰的二汽,沈陽的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金杯汽車。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中國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全面展開,我更是每年都回國,參與到經濟改革的討論之中。
我在清華做特聘教授,就自然會對大學有近距離的觀察,發現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相差很遠。又由于我有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的經歷,所以就會自然思考大學改革的問題,希望能從經濟改革和企業改革中獲得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