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的教育部副部長魯昕正在著力促動一場事關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結構性調整的改革。

　　“我們職業教育的學生來源可能不是考600分的，可能是300分、200分的，但我認為這些孩子并不是失敗者”；“由于有一段時間，我們在頂層設計上沒有太搞清楚，把中等職業教育的定位設定在培養低端勞動力，這是極其錯誤的”；“我們瞄準的是產業鏈、價值鏈的中高端，要培訓中高端的技術人才，不是培養‘一技之長’。‘一技之長’是職業培訓，不是學校教育”。魯昕在12月19日一場關于提高職教人才培養質量的視頻工作會議上，對全國各省的職業教育骨干干部和典型學校的校長們如此強調。

　　那天，也是教育部發出《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若干意見》），截至向各界征求意見前的最后一個上班日，“我們收到了社會各界近1000條的修改意見”，魯昕說。

　　2014年，堪稱中國“職教”年，一年之內，職教相關的政策文件密集出臺。年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下稱《決定》)相繼公布；9月，《職業教育法》修法工作啟動；年末，教育部則發出《若干意見》，準備擬定全國職教體系為因應轉型需求所應采取的具體工作措施。

　　然而，即便改革戰鼓頻催、層層號召山響，在當下社會的普遍觀念中，職業教育的生源，仍被視為處在應試分流制度的末端。職教院校的資源分配和社會形象，相對于普通教育體系居于劣勢。學生在接受初、中階職教訓練后，銜接到高等職教機構的渠道不暢，缺乏學業上升途徑。中職、高職院校的教學品質參差不齊的現象尤顯嚴峻。

　　從今年年初開始，上述的情況發生了改變。決策層開始重視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李克強總理在接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的參會代表時提出，“職業教育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意義重大，不可替代。”職業教育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結構大調整

　　12月19日，魯昕在全面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工作視頻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此輪職業教育改革的最終目的——以職業教育為切入點，調整中國的教育結構，尤其針對高等階段教育的全方位調整、轉型和升級。

　　魯昕坦言，在中國經濟邁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演化過程中，當前的職業教育結構與正在升級的經濟結構并不匹配。

　　目前，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正處于關鍵時期，盡管制造業占全部經濟和就業的比例已經下降，但是，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制造業仍將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但將逐漸轉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

　　國際經驗顯示，制造業的深度發展是一個國家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決定因素，但是，中國的應用型技術人才卻供給不足。人社部的一項統計顯示，中國2.25億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技能勞動者總量僅為1.19億人，僅制造業高級技工一項的缺口就高達400余萬人，高級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嚴重，從而阻礙了企業的技術升級。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高校開始擴招，普通高校數量驟增，學校規模不斷擴大，畢業人數急劇增長。2003年，擴招后的第一批畢業生人數達到212萬，同比增加了67萬人，增長幅度超過46%，此后五年，畢業人數增幅都為2位數，直到2009年，增幅才有所放緩，降為10%以下。

　　同期，許多技術類學院紛紛升級為綜合性大學。擴招后，綜合性大學的數量上升幅度最大，由僅占7%上升至23.7%，新建的本科和專科學校大多發展成本較低的應用文科，高端制造業需求日亟的技術人才短缺問題仍未解決。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看來，中國一直想學習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的美國模式，無奈在現有體制下，并未得其精髓；更因優秀教師等關鍵資源的匱乏，致使總體教學質量低下。

　　魯昕認為，提升職業教育的質量，首要基礎就是提高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而高質量的職業技術教育是價值創造功能充分彰顯的教育，是為產業鏈輸送中高端人才的教育；其培養的人才應具有扎實的文化基礎和專業理論知識，同時具有精湛的技術技能。

　　魯昕坦言，目前在職業教育的生源中，學生的文化基礎比較薄弱“但是我認為這個孩子不是失敗者，只是應試教育的失敗者。來到學校，我們就要給他厚重的文化基礎，要立長遠、打基礎，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完全做到”。

　　目前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有所下降，不少學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學生在學校所學的知識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2015年，高校畢業生將達749萬，較2014年增加22萬人，畢業人數再創新高。雖然近年來，畢業人數的增幅保持在低值，但此前高校大規模擴張已導致畢業生規模的基數較大，畢業生人數年年創下新高，“最難就業季”屢被提及。

　　魯昕認為，學生就業是每個層次的教育都需要面對的問題，而發展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可以使學生實現更高質量、更穩定的就業，對于改革民生、助推社會公平和穩定都有一定作用。

轉型遲疑

　　多年來，中國的教育體系乃是以美國模式為藍本所構建。與之相比，魯昕構想的未來現代型教育體系更接近于目前德國模式的格局。

　　按照國務院的《決定》要求，中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招生的規模應總體相當，高等職業教育規模則需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決定》還提出，到2020年，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應達到2350萬人，專科層次職業教育在校生達到1480萬人，接受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學生達到一定規模。從業人員繼續教育達到3.5億人次。

　　根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下稱《規劃》)的設計，未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將形成“并行對應”的體系格局。在職業教育體系內部，要構建從中職、專科、本科到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體系，滿足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教育需求。

　　同時，《規劃》還要求建立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雙向溝通的橋梁。普通學校和職業院校可以開展課程和學分互認。學習者可以通過考試在普通學校和職業院校之間轉學、升學。普通高等學校可以招收職業院校畢業生，并與職業院校聯合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

　　為了使職教體系更加完善，在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國務院的《決定》提出要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在教育體系中，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具有與普通本科學校平等的地位；同時，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也會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傾斜。

　　然而，針對轉型本科院校的范圍，還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今年3月22日，魯昕在201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透露，中國現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中，將有1600-1700多所學校將轉向以職業技術教育為核心，其調整的重點則是1999年大學擴招后“專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

　　但是，三個月后，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葛道凱則公開表示，本科轉型院校的范圍并不確定，“可以是歷史悠久的，也可以是新建學校，但前提是要實現分類管理，形成定位清晰、科學合理的職業教育層次結構”。

　　對此，多名教育專家對財新記者確認，教育部門推動地方院校轉型的努力確有其事，但是落實阻力不小，一些院校不愿意執行。具體原因，除包括師資短缺、轉型后的專業內容不清晰，更涉及相關財政補貼的變動，恐令學校財務遭受損失。

　　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劉育鋒告訴財新記者，中國職教發展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于追求“量”的增長，忽視了“質”的建設，很多職業院校的師資力量不足、培養模式與普通教育沒有區別，有些學校甚至出現了招生困難、生源緊張的情況。

　　劉育峰提醒，雖然本科院校轉為應用型技術大學是大勢所趨，但還需綜合考慮應用型技術大學、高等專科學校、高等職業院校之間辦學定位和培養目標上的區別。而且現在高專學校也在做職業教育，和高職學校趨同，若辦學目標不清晰，恐會引發新的混亂。

攻關“校企對接”

　　在此波改革中，解決職教培育人才與產業需求不匹配的一項重要抓手，就是加大推進校企合作對接的規模。

　　早在2005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就提到，“對于支付實習學生報酬的企業，給予相應稅收優惠”。而在今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決定》中更一口氣增列了“加大實習實訓在教學中的比重，創新頂崗實習形式”“開展校企聯合招生、聯合培養的現代學徒制試點”等改革方向，并明示允許社會力量“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在學校享有相應權利的政策。《決定》還強調應完善“企業工程技術人員、高技能人才到職業院校擔任專兼職教師的相關政策”“支持與專業課程配套的虛擬仿真實訓系統”“推廣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實時互動的遠程教學”等具體條件。

　　但當前的中國職教體系仍然未擺脫“校企合作不足”的老難題。究其原因，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商學院院長王慶春告訴財新記者，很多企業都不愿意和學校合作，“我們的合作企業都是靠私人關系爭取過來的”，若欲引進企業人才入校兼職，也常被企業人員嫌待遇低而遭拒。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史楓對財新記者表示，企業追求的是利潤，光依靠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辦學“顯然不夠”。尤其是實訓基地的建設，需要政府、學校、企業三方都投入財力、物力。若要用更多的稅收優惠給予企業激勵，就不能只是在教育系統內推動職教改革，還要和財政部門做好協調，“財政部門不配合，政策就落實不下去。”

　　在職教根基深厚的德國，產業人才的需求預測是由行業協會執行，行業協會還參與職校招生規劃的制定、學生職業資格的評定，并和學校共同承擔聯合培養職責，在整個職教體系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反觀中國，行業協會的社會角色并不活躍。即便國務院在此次《決定》中提出，“要把適宜行業組織承擔的職責交給行業組織，給予政策支持并強化服務監管”，“行業組織要履行好發布行業人才需求、推進校企合作、參與指導教育教學”。但史楓指出，德國的行業協會具有公益性，但中國的行業協會大多依附在行政部門之下，獨立作用欠缺，對行業趨勢也未盡了解。而且，德國行業協會和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責任有法律明文規定，此亦為中國當前所欠缺。

　　眼下，新的《職業教育法》正在修訂中，有關校企合作的條例也將出臺。劉育鋒期待，惟有以法律形式把各部門對職業教育的責任和各級政府的投入機制確定，職教的質量才能有制度保障。

　　德國模式對中國職教改革的啟發，還不僅只校企合作一項。德國職教模式對高端技術型人才生涯綜合發展能力的培養，在國內更為政、產、學各界所傾心。對于中國職教學生綜合知識學習條件的欠缺和他們將面臨的人力資源升級難題，這波職教改革方案也并未回避，力圖直面瓶頸。教育部于12月公開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職教院校要按教育部頒布的教學大綱規定，開足德育、語文、數學、英語(課程)、歷史、體育與健康、藝術、計算機應用等基礎課程。其中，中等職業學校的公共基礎課程學時一般占總學時的三分之一，高等職業學校的公共基礎課程學時不少于總學時的四分之一。但頗諳中國職教實況30年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羅思高（Scott Rozelle）則認為，中國職教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實在于重新厘清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和根本內涵。

　　他舉德國職教體系為例稱，德國人在幾十年前就認識到：職高的職責，并不是為特定的工作培養特定的技術工人，而是要讓學生“在充滿變數的未來能獲得成功”。因此，德國職教體系的學生，仍需要花費近八成的時間學習數學、科學、語言等綜合性知識。但中國的職高學生，不論在學校或實習崗位上，幾乎每天都將所有時間花在學習某種特定技能上。

　　長期關注中國發展問題的羅思高說，“學會學習”，要比學習單一的技巧、然后去從事一份不久后就有可能會消失的職業重要得多。他評論稱，“德國的職業教育是為未來培養技術人才，而中國的職業教育是為轉瞬即逝的當下需求培訓技術工人。”財新《新世紀》 記者石睿徐 和謙 實習記者劉佳英

　　財新實習記者姚家怡對此文亦有貢獻